yilin - 2010-7-21 11:48:00
人与恶之间的斗争
郭宏安
鼠疫象征着纳粹，象征着恶，人与鼠疫的斗争象征着欧洲反法西斯的战争、象征着人类与恶的反复不断的较量，而这一切的象征都必须建立在小说原本的意义之上，也就是建立在人与鼠疫这种自然灾害的斗争之上，惟有这种斗争才是真正值得人们团结一致、和衷共济、全力以赴的斗争。
奥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某一年的4月16日，里厄医生在门口踢到了一只死老鼠，接着是三只，十二只，“一只装满死老鼠的箱子”，“邻居们的垃圾桶里也装满了”，第三天，一个工厂里“清除出了好几百只”，第四天起，“老鼠开始成批地出来死在外面”，楼梯口，院子里，市政大厅内，风雨操场上，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中间，到处是一堆堆的死老鼠，甚至不少夜行者在人行道上“会踢到一只软绵绵的刚死不久的老鼠”。4月25日一天中收集和烧毁的老鼠就达六千二百三十一只，4月28日，死老鼠达到八千只左右，人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其心情由厌恶而抱怨，而慌乱，而忧虑，终于在4月30日，看门人死了，接着两天内死了十一个人，其症状是：腹股沟腺炎，淋巴结肿大，斑点，带谵语的高烧，四十八小时内死亡。城市的居民由“震惊逐渐转变为恐慌”。医生们意见不一，但是各有各的疑虑，心里未必不认为这是一场鼠疫。里厄医生说：“即使我们不确认这是鼠疫的话，它照样会夺去半数居民的生命。”为了不惊动舆论，省政府只是让人张贴白色的小小布告，宣布“奥兰地区发现了几例危险的高烧症”，报纸则“轻描淡写，对此事只作了些暗示”。布告同时宣布了几项措施：在下水道中进行科学灭鼠，对用水进行严格的检查，保持个人的清洁卫生，要求身上有跳蚤的人到市医务所去，病人家属必须申报医生的诊断结果，同意把病人送医院特设的病房进行隔离，病人房间和车辆必须消毒，以及患者家属接受卫生检查。死亡人数从每天十六人、二十四人、二十八人一直增加到三十二人，到重新达到三十人左右的那天，省政府终于下了决心：“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封闭城市。”从这时起，鼠疫可说已与每个人都有关了。在灾难面前，城市变成一座孤岛，正常的经济活动停止，黑市买卖日益猖獗，游乐场所空前热闹（人们过一天算一天），道德风纪日渐颓丧，谣言四起，迷信横行，有人试图通过各种非法的手段冲破警戒，甚至发生了几起骚乱。鼠疫像个大实验室，检验着每一个人，医生里厄，知识分子塔鲁，神甫帕纳卢，政府职员格朗，新闻记者朗贝尔，商人科塔尔，都以自己的方式表明了对待鼠疫的态度，最后他们组织了志愿防疫队，除了商人科塔尔。次年“二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城门重新开放，鼠疫几度浮沉，终于过去了。这时，里厄医生承认，他就是故事的叙述者，他要告诉人们：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同时他也警告人们：人一旦认识到这种荒诞性，获得了觉醒，就应该设法寻求解决的途径，而解决的途径就是反抗。《鼠疫》提出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类如何走出荒诞的状态。加缪在一篇生前未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一个大火熊熊、哀鸿遍野、监狱林立的欧洲，我们应该立即寻到一种清晰的理性和一种行动的准则。”《鼠疫》表明，这种清晰的理性和行动的准则，作者已经找到了，那就是人在面对恶的时候，应该正视恶，承认恶，抵抗恶，战胜恶；恶虽败而不能绝迹，人虽胜而不能止步，幸福总是存在于相对之中。《鼠疫》是一个神话，说的是人与恶之间的反复不断的斗争，不同的层次就有不同的阅读。但是，我们抛开小说的寓意，单从它的寓体来看，即小说描绘了一场传染病及人们在传染病面前的态度，是否就减弱了小说的力量呢？小说出版已经五十六年了，我们终于明白，鼠疫本身就是人类最凶恶的敌人，与鼠疫作斗争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与我们每个人有关，并不需要什么政治目标，人的生命健康就是至高无上的目的。人的生命至大无疆，政治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范畴而已，甚至我们可以说，政治不是最重要的范畴。加缪强调人们要“在几种意义上阅读《鼠疫》”，看来他对这本书的第一种意义即原本的意义也不是很有信心的。其实，鼠疫象征着纳粹，象征着恶，人与鼠疫的斗争象征着欧洲反法西斯的战争、象征着人类与恶的反复不断的较量，而这一切的象征都必须建立在小说原本的意义之上，也就是建立在人与鼠疫这种自然灾害的斗争之上，惟有这种斗争才是真正值得人们团结一致、和衷共济、全力以赴的斗争。
鼠疫，对于奥兰人来说，是一场突如其来、与人人有关的灾害，所以说“突如其来”，是因为“这个城里的居民根本不会预见到发生在那年春天的那些小事件是此后一连串严重事件的先兆”；所以说“与人人有关”，是因为人们“发觉大家、包括作者在内，都是一锅煮，只有想法适应这种环境”。然而，面对这一场灾难，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最后陆续地趋于一致，即团结起来，共同打退鼠疫的进攻。作者选取了几个人物，他们都是普通人，生活在一个平凡的世界里，面对着一个不寻常的事件，却有各自的表现，然而他们的表现终究证明了“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贝尔纳•里厄是一个务实而充满同情心的人，从社会的底层（工人的儿子）经过奋斗而成了医生，他的老师是“贫困”，他第一个提出奥兰城发生了鼠疫。他的信条是：日常工作才是可靠的，要紧的是把本位工作做好。如果他有哲学信念的话，那就是“同客观事物做斗争”，而“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所以,当神甫对他说：“您也是为了人类的得救而工作。”他可以回答：“人类的得救，这个字眼对我说来太大了。我没有这么高的境界。我是对人的健康感兴趣，首先是人的健康。”塔鲁说：“使我感兴趣的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圣人。”他则回答说：“我感到自己和失败者休戚相关，而跟圣人却没有缘分。我想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都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人。”他所说的“人”，其实就是“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所谓“当医生”，就是憎恨“疾病和死亡”，让人们获得他们力所能及的东西：“人间的柔情”。所以，他能够一直关心和爱护他的病人，而不管病人的穷富；他能够瞪着神甫帕纳卢说：“我至死也不会去爱这个使孩子们惨遭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他能够珍视塔鲁的友谊，让海水温暖着他们共同的幸福感；他能够体谅别人的需求，例如对新闻记者朗贝尔，他一直同情朗贝尔为了爱情而准备逃离；他能够理解纠缠着公务员格朗的修辞问题，并亲自在自己家里照料患病的格朗；他也能够怀着悲悯的心情对待商人科塔尔：“想到一个犯罪的人比想起一个死去的人可能更不好受”。他知道，“要是说在这世上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人们永远向往并且有时还可以让人们得到的话，那么这就是人间的柔情”。总之，里厄医生是一个普通的人，谦逊的人，兢兢业业地做着普通的事，在与鼠疫进行的殊死搏斗中尽了一个医生的职责，他达到了一个真正的医生的境界：治病救人，“获得安宁”。
让•塔鲁是新近才来奥兰定居的，是发生在奥兰的事情的另一位见证人，在与鼠疫的斗争中和里厄医生建立了真挚的友谊。他是小说披露了生平的唯一的人：他家境富裕，父亲是代理检察长，他十七岁那一年，参加了父亲的一次审判活动，“只见他的嘴巴在频繁活动，一大串一大串的长句子不停地像一条条毒蛇从嘴里窜出来”，原来他要“以社会的名义要求处死这个人，他甚至要求砍掉犯人的脑袋”。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几个月后，他“离开了富裕的环境”，开始同社会作斗争，成了国际主义的战士。但是在斗争中，他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在自己满心以为是在理直气壮地与鼠疫作斗争的漫长岁月里，自己却一直是个鼠疫患者。”这句话的意思是，他的斗争不过是小鼠疫患者和“穿红色法衣的大鼠疫患者”的斗争，“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导致一些人的死亡”。于是，他拒绝“当一个合理的杀人凶手”，而“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者一边，以便对损害加以限制”，从而“获得安宁”，力图成为一个不信上帝的“圣人”。塔鲁看破了红尘，但是这场鼠疫告诉他，应该和里厄医生“在一起同它作斗争”。为了内心的安宁，他组织了卫生防疫队，加入了抗击鼠疫的斗争。“塔鲁认为，人是无权去判任何人刑的，然而他也知道，任何人都克制不了自己去判别人的刑，甚至受害者本身有时就是刽子手，因此他生活在痛苦和矛盾之中，从来也没有在希望中生活过。”最后，在鼠疫即将全线崩溃的时候，他“输了”，没有当成圣人而被鼠疫夺去了生命。里厄医生并不赞同塔鲁的态度，他不要做“圣人”而只要做一个“人”，脚踏实地，出于理智和经验而对客观事物采取一种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态度。当塔鲁说他的雄心没有里厄的大时，里厄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但是他“只看到一张忧伤和严肃的脸”。我认为，加缪在这里指出了一种严肃的真实，即作为知识分子的塔鲁可以接受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可以把做一个不信上帝的圣人作为自己的理想，但是他想做一个不受政治影响的医生，一个普普通通的本真的人，却是很难很难的啊！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可是他们走的道路是不同的。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是“圣人”，一个是“人”，一个是“站在受害者一边”，眼下是一片芸芸众生，一个是融于受害者，自己就是受害者的一分子。这里，我们可以同意加缪的说法：“最接近我的，不是圣人塔鲁，而是医生里厄。”
真正与里厄医生的态度对立的，是神甫帕纳卢所代表的天主教对于鼠疫的认识。在第一次布道中，帕纳卢神甫以一种超然而严厉的口吻说，眼下流行的鼠疫是天主对奥兰城的居民的惩罚，因为他们有罪：天主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以慈悲的目光俯视着这城里的人们，已不耐烦再等了，在他永久的期待中已失去了信心，他已掉转脸去了。鼠疫的深处隐藏着“美妙的永生之光”，“今天这道光又一次通过这条充满着死亡、恐慌、号叫的道路把我们引向真正的宁静和一切生命的本原”。天主在一切事物上都安排好两个方面，“既有善，也有恶，既有愤怒，也有怜悯，既有鼠疫，也有得救。这场鼠疫，它既能把你们置于死地，也能超度你们，向你们指明道路”。帕纳卢神甫的唯一的希望是，“这个城市的人不要管这些日子的景象多么可怖，垂死者的悲号多么凄惨，都向上天发出虔诚教徒的心声，倾诉爱慕之情。其余的事，天主自会做出安排”。在第二次布道中，眼看着居民遭受着鼠疫的折磨，帕纳卢神甫在说话中已不称“你们”而称“我们”了。他说，“不要试图去给鼠疫发生的情况找出解释，而是要设法从中取得能够汲取的东西”。他警告人们，要“作出抉择，要就是全盘接受信仰，要就是全盘否定”。“孩子们的痛苦是我们的一块苦涩的面包，但是没有这块面包，我们的灵魂就会因缺乏精神食粮而'饿'死”。所以，“我们应当主动去'要'这种痛苦，因为天主愿意'要'它”。他反对“俯首听命和放弃一切”，但是，他又主张，“我们只要能开始在黑暗中略微摸索地前进和力争做些有益的事就行了”。终于，神甫病倒了，但是根据他的原则，一个神甫不能请医生看病，他死于一种没有“任何淋巴腺鼠疫和肺鼠疫的主要症状”的疾病，死前他对里厄说：“教士是没有朋友的。他们把一切都托付给天主了。”加缪没有让神甫死于鼠疫，而是说“病情可疑”，是否是对天主教的一种客气的表示呢？因为神甫帕纳卢毕竟参与了对鼠疫的抗击，正如里厄医生所说：“现在我们在一起工作是为了某一个事业，而这个事业能使我们超越渎神或敬神的问题而团结在一起。……现在就是天主也无法把我们分开了。”实际上，里厄听不到天主的声音或者他根本就不信上帝，因为连纯洁无辜的孩子都受到疾病的折磨，人何以能指望天主的眷顾呢！
真正代表里厄医生思想的--如果他有思想的话--是公务员约瑟夫•格朗。如叙述者所说：“笔者认为格朗比里厄或塔鲁更具有代表性，他埋着头默默地工作的美德推动着整个卫生防疫组织的工作。”格朗是一个极平凡的政府职员，他因不能用确切的语言确切地表达他的要求，而始终得不到加薪晋级的机会，他的妻子也终于离他而去，但是他的善良的感情和理解的精神，使他能兢兢业业地埋头于防疫斗争中的统计工作，不假思索地用“我干”来回答一切，同时，他又利用晚上的时间琢磨他要写的一篇小说的开头。在他已经写过的五十多页的稿纸上，其实只有一句话：“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华丽的枣骝牝马在花丛中穿过树林小径……”他在“美丽”、“华丽”、“枣骝”、“小径”等词上犹豫不定，反复再三，而终于写不出第二句来。他追求的是完美，叙述者对他这“看来有点可笑的理想”抱有深切的同情，这不是让我们想起了加缪自己的写作吗？他对他的平凡和善良则给予衷心的赞美：“如果人们真的坚持要树立一些他们所称的英雄的榜样或模范，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那么作者就得推荐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此人有的只是一点好心和一个看来有点可笑的理想。这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决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还将赋予这篇故事以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用真实的感情进行叙述，而真实的感情既不是赤裸裸的邪恶，也不是像戏剧里矫揉造作的慷慨激昂。”所以，每当听到人们对奥兰城居民抗击鼠疫所采取的或进行的“歌功颂德的语调和词句高雅的演讲”时，“医生就觉得不耐烦”。他并不是觉得这种关怀是假的，而是觉得这种表示人与人之间休戚相关的“套话”不能“适用于例如格朗每日所贡献的一份小小力量，也不能说明在鼠疫环境中格朗的表现”。里厄医生和公务员格朗之间结成的友谊是一种纯真的、自然的友谊，与塔鲁的友谊却让人感到有些疲倦，因为前者是在目标一致、动力也一致的斗争中形成的，后者的动力就难说是一致的了。鼠疫是威胁到人的生命健康的灾难，与它的斗争容不得虚情假义、矫揉造作和哗众取宠，它需要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件平凡的、琐碎的、具体的事情。“使二加二等于四”，就是里厄的英雄主义，也是格朗的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不是别的，不是鲜花、掌声和高调，而是“与鼠疫作战”，是“实事求是”，是“把本位工作做好”，总之，“它只不过是理所当然而已”。
新闻记者雷蒙•朗贝尔不是奥兰人，他因一种偶然的原因来到了这座发生了鼠疫的城市，封城的决定也把他封在了里面。开始，他很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地人要同奥兰人一起面对鼠疫，他把里厄医生对他的劝告视为“大道理”，说他“生活在抽象观念中”。他寻求各种办法，试图离开奥兰，官方的渠道不行，就走非法的渠道企图偷越警戒线。里厄医生虽然同情朗贝尔的处境，却不能帮助他，还对他说：“从现在起，唉，您同大家一样，也算是这里的人了。”至于“抽象观念”，里厄医生认为：“的确，这场灾祸中也有抽象或不现实之处，但当这种抽象观念涉及到人的生死问题时，那就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了。”朗贝尔想到了爱他的女人，要追求个人的幸福，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如果个人的幸福一旦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那么，与鼠疫有关的那些抽象观念就要占据上风了。朗贝尔终于认识到，“要是只顾一个人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所以，他懂得，无论如何，他已经是这城里的人了，鼠疫成了与他有关的一件事。他留下了，与奥兰的居民共度难关。然而，当城门重新打开之时，他与心上人重温旧情之时，昔日的盼望却已变成“一种烫嘴的、无法辨别其滋味的东西了”，这是选择的结果，舍弃的结果，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缘由，“他变了，经过这场鼠疫，他已有了一种心不在焉的习惯，尽管他拼命想驱除它，但它像隐藏在心底的忧虑那样继续缠住他”。叙述者尽管把幸福当作人生的第一需要，但在现实的斗争和生活中，他不能不把幸福与“羞耻”、“正直”、“尊严”等道德观念联系起来，在必要的时候，个人的幸福可以而且必须牺牲。这其实正是加缪本人在现实生活中所取的态度。
里厄医生应该并且能够“代表大家讲话”，这个“大家”包括知识分子塔鲁，神甫帕纳卢，公务员格朗，新闻记者朗贝尔，以及形形色色的奥兰的居民。医生虽然与他们有思想上的分歧和认识上的差异，但是他理解他们，爱他们，赞赏他们的勇气和美德，他愿意和他们“爱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放逐在一起”，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与鼠疫作斗争。但是，“这些市民中间至少有一个人，里厄医生是不能代表他讲话的”，这个人就是商人科塔尔。塔鲁在笔记中写道：“鼠疫对他有好处。鼠疫使这个不甘寂寞的人成了它的同谋者。”他是一个有前科的人，是鼠疫给了他“重新从零开始”的机会，别人在鼠疫中煎熬，他却在鼠疫中如鱼得水，大发横财。他实际上是和鼠疫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具有一颗愚昧无知的心，即一颗孤独的心”，“他从心底里赞成那种导致孩子和成人死亡的东西”，他是恶的化身。医生对他没有同情和理解。在加缪看来，“愚昧”和“孤独”是人类最严重的缺欠。他说：“世界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而“孤独还是友爱？”这正是他毕生萦绕脑际的疑问。他在《鼠疫》中，以科塔尔的疯狂结束了这篇“纪事”，是有着深刻的寓意的。
《鼠疫》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没有瑰丽奇异的景色，没有慷慨激昂的音调，没有缠绵悱恻的情语，它的主要人物中甚至没有一个年轻的女性，这样一本情节并不紧张曲折、人物亦嫌平板单薄的小说凭什么能够成为一部深刻耐读的作品？人们可以对书中的观点有所保留，可以嫌它行文过于冷静平淡，也可以指责它的色彩有些阴暗，但是，很少有人读过它而无动于衷，更少有人否认它是一件朴素无华的艺术珍品。这是为什么？恐怕是加缪用了最简单的语言叙述了一些普通人面对一场灾难的一些最简单的行为吧。所谓“最简单”，就是一些“非做不可的事”，就是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惟其普通、平凡、琐碎，才使我们普通人读起来感到亲切，才具有持久长远的生命力。引人入胜，瑰丽奇异，慷慨激昂，缠绵悱恻，当然也会使我们感动，但是这种感动不大会持久。英雄，或英雄主义，只能引起我们的向往之情；真正能使我们的心灵深处燃烧起来的，还是战胜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平凡的、每日都在进行的工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位文学批评家说加缪是一位“中学毕业班学生的哲学家”，语气中充满了讥讽与不屑，八十年代，这位批评家改口道：“加缪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罕见的没有经过炼狱的一位二十世纪的法国作家。”口吻中有一种悻悻的味道。不管左派和右派如何看待他，他不是一个“政治上正确”的作家，《鼠疫》是一个证明，它证明了，“加缪是一位凭借自己的激情和焦虑--同样也是我们的激情和焦虑--创造神话的艺术家”。
（摘自《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