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lin - 2010-7-16 11:54:00
文学史上的流浪者
——关于安德烈耶夫其人其作定位的思考
伏飞雄
一
在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学史上,还很少有人像安德烈耶夫那样,命运、定位如此悬殊。
他曾作过命运的宠儿,享受到被“中心化”的殊荣。英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简•拉韦林(Janko Lavrin)评述道：“他是1902—1910 年间在俄国被评论最多的作家之一。曾经他的知名度甚至与高尔基相匹敌。”同时代的批评家们称他是19、20 世纪交接时期“欧美两大洲最有趣”“最有才气的作家”。高尔基也不只一次称赞他“最具有独特的个性”,认为他“在俄国文学中将永远占有自己的一席”。在我国文学界,他也曾受到颇为热烈的欢迎。早在1906年,鲁迅先生就注意到并一下子喜爱上了这位域外小说家。他指出：“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明确肯定自己受他的影响,并翻译了他的一些作品。此外,郑振铎先生也为其作品中的“人道之光”所吸引,对之进行了译介。总之,新中国成立前,瞿秋白、李霁野、钱杏屯、周瘦鸥、汝龙、耿济之等许多有识之士都对其进行了译介与简评。
事过境迁,昔日的骄宠成了昨日黄花。随着地球上红色政权的先后建立及相应的文学批评模式的确立,安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贬抑与放逐。“俄罗斯的反动作家。在他描述1905—1907 年革命的作品中歪曲了革命斗争的意义。安德烈耶夫的创作发展了Ф.M.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反动的传统,其特征是充满悲观主义的色彩,……”时代出版社1958 年翻译出版的颇具权威性的《苏联百科词典》作如是说。1983 年,我国著名俄苏文学专家钱善行先生在时代春风熏染下,首次重新对安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他对作家曲折复杂的道路进行了追溯与评说,着重指出其存在的严重迷误。他评述道：“应该指出,就社会地位和世界观来说,安德烈耶夫是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革命性带有浓重的个人幻想性质和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他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不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更不懂得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他的热情和革命性都很不稳定,容易动摇，‘观点经常变化’。……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钱先生还引述了革命导师列宁对“小资产阶级”的界定来印证他的这种分析。与上一个时期的评价相比,安氏的“反动性”并没有质的变化。在此批评语境中,安氏作品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一方面,论者称赞了作家可贵的探索精神,自成一家的诗学风貌,思想上的民主倾向和人道品格；另一方面,也严厉地批判了其创作中的虚无倾向,神秘色彩和悲观、阴郁的情调,甚至思想上的严重错误。既然论者主要以阶级、政治的标准评论作家其人,那么,他也必然用此标准去评价作家创作。因为,按此标准的逻辑,小资产阶级作家只能写出小资产阶级趣味的作品,安氏作品的思想品位是不可能高的。应该说,钱先生的论述是经典性的。
纵观安氏批评史,我们可以发现两点。 1. 从19世纪末直到20 世纪80 年代,论者们都对安氏作品中诗学品格的复杂性、独特性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而90 年代以来,我国新一代俄苏文学专家周启超更以全新的视野深刻地论述了安氏作品的诗学风貌,使其复杂性、独特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2. 以“红色政权”“红色批评模式”的确立为标志,之前对安氏思想、作品内容肯定较多,之后则否定为甚。肯定其民主、人道思想,否定其“小资产阶级”世界观,颓废、悲观情调甚至反动色彩。这种状况在我国和苏联都持续了很久。就是在最新版(1986 年版) 的《苏联百科词典》中,撰写者措辞客观,也没有忘记指出安氏的颓废主义倾向。
二
那么,安氏命运、定位怎么会如此悬殊,其人其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说其作诗学品格。在周启超先生对安氏作品诗学品格复杂性(多种“主义”) 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想指出其作品诗学品格的过渡性(不纯粹性,即只是每一种“主义”的准形式)。安氏是一个文体大师。这也是对他思想持绝对否定的卢纳察尔斯基对他最为肯定的地方。问题是,安氏这个如此偏爱艺术探索且作出了很大贡献的作家,为什么在那个如此注重艺术批评、文学创新如此受宠的20 世纪之世界文坛,没有被“中心化”,在各种类型的文学史中难以找到他的踪影而成了文学史上的流浪者?
如果说作品诗学风貌的不单纯是增加艺术品位的砝码,那么,作品诗学品格的不纯粹就是降低艺术品位的砝码。因为,对于那些专事搜寻作品诗学品格纯粹化经典化的批评家来说,这样的作品是很难进入他们的批评视野的。同样,这样的作家作品也难于进入文学史。一部文学史往往就是极品性作家作品的历史(要么在思想的开掘上达到很高的水平,要么在艺术探索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总之,它们要达到某种典范性。这除开作家作品进入“经典”的其它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它是作家本人的悲剧。但无疑也是文学史的悲剧。我们固然不能以一个作家主观的探索精神的可贵和文学意识自为的主观程度来代替对其作品的客观评价。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作家于文学史也有着特殊的意义。事实上,这种类型的作家的探索状态(一生中都在探索、试验) 似乎也就命定了其作品的“过渡性”——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而这种状况对那些想要在作品中综合试验各种艺术手法、审美原则(传统的、先锋的) 的作家来说,更是如此。如果他们的这种过渡性具有典范性(实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经典”) ,毫无疑问他们于文学史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严格说来,一部真正完整意义上的文学史就不应只是“极点”连缀的历史。因为,这样的历史本身就意味着断裂。它完全应该在极点之间以“过渡性”的作家作品来串联。这样,我们在阅读一部文学史时,就不只是知道了某个时期的文学最高峰,还弄清了峰与峰之间的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个世纪前高尔基对安氏的评价并没有过时：安德烈耶夫在俄国文学中将永远占有自己的一席!
三
再说其人思想。我们就从钱先生论述的基础上展开。
站在今天这个历史维度的制高点上,我们发现,曾经风靡一时的阶级分析、政治批评具有多么大的历史局限,钱先生对安氏生活(尤政治生活) 、思想中的矛盾与反复的评说只具“现象”的意义。
表面上看,安氏生活中的矛盾与反复极具标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革命前欢欣鼓舞,革命中激昂亢奋,革命后孤独消沉直至最终“反动”。但这只是表象。因为,安氏生活中的许多表现并不符合已被完全阶级化、政治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逻辑。首先,他一生中并不对所谓的阶级斗争,政治党派感兴趣。也许,在他的大脑意识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概念。他一再声称自己是个“自由艺术家”,数次强调他的“超党派性”和“非政治性”。就是在1906 年5 月他以最亢奋的热情支持革命的时候,他也仍然坚持说：“高尔基是红旗,我则是没有政治含意的红笑”。这种宣言出现在革命高潮中他的革命热情最激烈最亢奋之时,更表明他的这些观念的至上性、一贯性。对此,高尔基本人已有过评说，“从他的精神实质上说,他对政治是尤为冷漠的,只是偶尔从表面上显露出对政治的好奇心。”其次,安氏对革命有着自己的理解。在上面引述的“我则是没有政治含义的红笑”的后面,他还说到：“是的,我是革命者——但不是眼前所要求的革命。”也许,这句话最能解释他在革命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的真正原因。
在有限的阅读中,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安氏的悲观主义。恐怕它是作家思想复杂矛盾、历来为人诟病而成为文学史上的流浪者的根源。从安氏个体的人生轨迹看,他在中学阶段就硬啃过叔本华的著作,后来依然对他一往情深。成年后,他不止一次企图自杀。但是他的悲观主义又分明不可与一般人相提并论。对安氏思想持绝对否定的卢纳察尔斯基也说他是“我们整个文学界最为深刻的悲观主义者。”卢氏是从否定的意义上肯定安氏的,认为他是那个充满灾变、觉醒、狂躁、困惑时代庸俗阶层的出色代言人。问题是,安氏的思想境界真的就与那个阶层处于同一水平吗? 在卢氏的论述中,他说到当时上层的、教育程度高的知识分子因他的作品而焦躁不安，“他们时而迷恋于安德烈耶夫黑色的与紫色的悲观主义,时而又怒不可遏地把他推开。他们有时痛苦地回应安德烈耶夫的哭号……总之,他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个问题。甚至最强有力的人们都绕不过他。”这到底说明了什么?
我们认为,安氏的悲观主义是与他自觉、清醒、深刻的怀疑主义紧密相连的。这可以从与他意见很少相合的高尔基对他的回忆中看出来。在与高尔基的谈话中,他表达了对真理存在何处的怀疑,对平静的智慧的怀疑,对旧的书籍中教义的怀疑,对友谊的专横的怀疑与痛恨,对当时革命的怀疑。在革命风云变幻的时代,一个人是否积极投身进步事业的确是一块重要的试金石。但是,历史的教训反复告诉我们,这块试金石未必就没有瑕疵。历史沉淀下来的,往往还是那些对昔日所谓“伟大、崇高”事件或思潮的深刻反思。安氏的确在当时的革命浪潮中没有表现出一致的献身激情,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君主专制的痛恨与对俄罗斯民族、人民深沉的爱。安氏在中学阶段就阅读过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我的信念是什么》,并深深地沉浸在哲理思考和对自己未来“使命”的幻想之中。高尔基后来在芬兰与安氏相会,讲到对俄罗斯民族精神世界中的病态、愚昧因子的思考,对俄罗斯民族前途的忧虑怀疑时,安氏表现出了对于俄罗斯人民的那种圣母般的“痛苦的同情心”。同情出于祖国人民、民族所遭受的深重灾难，“痛苦的同情”却是出于他对俄罗斯民族性的深沉思考和失望。“每一匹马都有自己天生的特性,每一个民族也是如此。有一种马,无论从哪一条路上都拐向小酒馆——我们祖国已拐到她最喜爱的地方,并将重新长久地生活在‘招待零饮、欢迎外沽’的状态中。”多么深沉的“痛苦的同情”!后来高尔基表达对俄罗斯失望时,安氏谈到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病患医治的可能性,“人类忍耐、温顺和爱的美”。失望是因为对民族性的深刻的思考,希望是因为对人民深沉的爱。这其中难道没有深刻的内在一致吗? 高尔基谈到过“十二月事件”对安氏的影响，“很早他就到芬兰去了。去得好——要不十二月事件的那种无理性的残酷会把他压垮”。这说明,安氏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者。在高尔基眼中,他是一个对“正义”“革命”警惕性很高的人——否定以一种无理性的残酷反对另一种无理性的残酷(这可能也是他说他不是眼前革命的革命者的内在原因) 。在一个行为、思想混乱的时代,对于一个有独立思考的真正深切关怀人民、民族前途的人来说,探索中的迷惘不也是很正常的吗? 我们认为,关键不在于他是否始终忠于“革命”,而是他是否有一颗始终如一的深切关怀人民的心,对所谓的“进步革命”保持警惕,并且在迷惘中探索出了一些有用的东西。
历史已翻到了21 世纪,发生在俄罗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革命事件,已经历了世代风雨的洗涤。其中的是是非非,由于时代话语的进步,我们可以重新言说。高尔基于1918 年前后所写的关于俄国“革命与文化的思考”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言说的基点。俄国当时帝国统治的腐朽、专制,军警统治的恐怖、残暴,无疑使从来就讲求良知追求自由的俄罗斯民众不堪忍受,促使他们要求革命。然而随着革命的爆发及进一步发展,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另一种残暴、非人性显然又使许许多多有知识、善于思考的俄罗斯人对眼下的革命产生了怀疑乃至失望。这种残暴、非人性并非仅仅表现在1905 年前后的革命中,还表现在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革命与建设中。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中,高尔基区分了“暂时的、今日的革命者”和“永远的革命者”。后者是“热爱永葆青春的真理”,但“绝不会用拳头把真理强行填入……人的心里和头脑里”。而前者却是“惩罚和复仇的上帝的暂时暴乱的奴仆”,他们“感到委屈首先是因为自己,因为自己无才、无力,因为自己曾受过欺辱,甚至因为自己过去曾坐过牢,被流放过,过过侨民的悲惨生活”,他们“来到人世间仿佛就是为了歪曲、诬蔑、贬低革命思想的文化的、人文的和全人类的内涵”,他们“同敌人斗争的手段正是以前敌人用来对待他们的手段”,他们“对待人就像平庸的动物学家对待那些用来做残忍的科学试验的狗和青蛙一样。”在高尔基的眼中,当时的革命(1917)缺乏真正的革命者,充满暴力,完全走到了人们善良愿望的反面。他的矛头所指不是含糊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令人谈虎色变的红色政权。“无可辩驳的是,我们追求独立自主的种种努力都遇到了政权怪诞的抵制,因为这政权具有病态的自尊,所关注的仅限于在国内保住自己的地位。” “列宁的政权捕捉一切不用同一种方式思考的人并把他们关进监狱的做法不也是和罗谩诺夫王朝政权所做这些事时一样吗?”矛头甚至直指革命导师列宁本人。“列宁并不是万能的术士,而是既不怜惜无产阶级的名誉,也不怜惜他们的生命的冷静的魔术家”。高尔基在此基础上对当时所进行的革命的实质进行了概括,“然而,也许这意味着革命只是把表面的病症赶到了躯体的内里。决不应该由此而认为,革命在精神上治愈了或丰富了俄国”。 “事实是,俄国革命正在因为缺少理智的力量而死亡。”在书中高尔基还对政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政治就像坏天气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从党派和政治斗争的观点看,这一切都是极为自然的,但是从人类的观点看,都是卑鄙的”。
显然,高尔基是从文化、人性、人道的角度来审视政治以及当时的俄国革命、红色政权等等的。尽管有些偏激,但他无疑反映了当时俄国革命的普遍真实——残酷的真实! 应该说,后来苏联的发展史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些真实。同时,我们也可以说,高尔基的这些见解并非他一个人的专利。在伟大的俄罗斯,以这种视野对待革命、政权、政治等等的人是很多的,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许许多多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就是因为以这样的视野看到了当时革命的残酷真实而悲愤、凄怆去国的。他们热爱祖国,幻想革命,希望祖国在变革中强大,但是他们更热爱人性、自由和真理。这正如俄罗斯“自由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说，“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在不同条件下以另一种方式远离国家,但同样是走向自由”。毫无疑问,安氏就是这样的人。
事实上,走近安氏,就是在走近俄罗斯民族文化,俄罗斯的大森林。俄罗斯民族文化就宛如俄罗斯的大森林——矛盾而又和谐,充满神秘。这神秘,不仅针对非俄罗斯的外国人,就是对俄罗斯本民族也是如此。19 世纪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曾写道：“用理性不能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标准无法衡量它,在它那里存在的是特殊的东西。在俄罗斯,只有信仰是可能的。”是的,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极化性与矛盾性的民族,其文化充满非理性,用一般的经验、理性只能使我们远离它。在这些充满非理性,无法理喻的文化现象中,“俄罗斯知识分子”就是一个特例。它“只存在于俄罗斯的精神和社会之中”,“它的存在给马克思的解释制造了困境”,它“不是一个社会阶级”。它也“不是一个经济的或职业上的群体,它更多地基于对思想,尤其是社会思想的共同爱好而构成一个特殊的文化阶层”。它的成份十分复杂,有贵族、神父、小官吏、平民,也有解放了的农奴。“他们具有某种僧团的特性,尽管没有外在的组织形式,没有一定的宗教信念,也没有共同发誓许诺,却拥有自己独特的道德标准,有悲天悯人的同情心,有特殊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他们与任何等级的生活相决裂,“能够完全为思想而活”。显然,这与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大相径庭。
我国当代著名学者孔斐诺对“俄国知识分子”考察一番后,总结了五个特征：1. 深切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2. 对于国家及一切公益之事,都视之为他们个人的责任；3. 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4. 有一种义务感,要不顾一切代价追求终极的逻辑结论；5. 深信事物不合理,需努力加以改正。
在此文化背景中,我们发现安氏生活中的矛盾与反复自有其内在的逻辑。肯定说来,在社会生活中,安氏并不是扮演了一个常人标准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角色。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安氏就完全是以一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身份在思考社会、人生,在生活。但是,无疑在他的心目中,阶级、政权、政治甚至国家等为谋求暂时功利的东西是异常模糊的,倒是人类、人性、良知、道德等等颇具终极性形而上之的概念是至为明晰的。他就是以它们作为标准在察看、聆听、思索这个世界。你可以说他不懂政治,不谙世事,但却不能不为他那偏激却又至真至诚的痴迷所感动,为他那深切关爱人类的博大胸怀所震撼。可是这样的人在社会中,尤动荡激烈、需要人出示政治“身份证”的社会中,往往遭曲解而不受欢迎。这无疑是他的个人悲剧。这更是人类的悲剧。人类不可能不需要像他那样的人!
至此,安氏思想的本质得以基本澄清,从而对于其作品中呈现的较为复杂的思想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
四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思想骑士”恰达耶夫曾写道：“每个民族都有这样一个时期,它充满疯狂的躁动、激动不安、草率和无目的行动。在这个时候,人们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成了世上的流浪者。”不错,命运就把安德烈耶夫抛在了这样的时代,他也成了生理上和精神上的流浪者。总的说来,他的一生是在贫寒、漂泊、苦闷与孤独的境遇中度过的。与同时代把“艺术等同于生活”,唯美倾向极浓的象征派、阿克梅派和象征派等的一些作家相比,他的生命显得尤其暗淡、凝重。他很少享受到生活中的诗意。他的死也显得凄苍、阴寒,一点没有跨鹤西去的飘逸。同样,与这三大流派的众多作家被当前学术界热心品评的“风光”相比,他更显失色。但是,作为一个风格独具的作家,一个精神家园的忠诚卫士,他是幸运的。20 世纪刚离我们而去,人类思想、精神上的躁动与不安依然。今天,人们更是越来越关注人类精神家园的建设。而所有的这一切,安德烈耶夫也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为我们作出了思考。正是这个意义上,现代著名批评家亚历山大•科恩不无感叹地说：“他的声音就是人类的声音,每一个20 世纪知识分子的声音。”这,应该就是对安氏其人其作命运的最好概括。让我们真正走进安德烈耶夫,他为世界文化留下的片片花瓣,正散发着浓浓的幽香!
(摘自《俄罗斯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