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lin - 2010-2-27 11:51:00
阿多尼斯的反叛
南门大人
他出生在阿拉伯世界，来到西方后，他一路高歌猛进，成为了摒弃传统的叛逆者；他连续4 年获诺贝尔 文学奖提名，以强烈的反独裁政治姿态著称于世；2009 年春天，79 岁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来到上海，出 席他的中文版诗歌选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
1944 年春天，叙利亚第一任总统库阿特利刚刚上任不久，虽然时局风雨飘摇，但是这位踌躇满志的新总统还是决定下乡体察一下民情。他来到了塔尔图斯城，一边接受民众的欢呼，一边在考虑《亚历山大议定书》的细节，考虑如何在其他阿拉伯盟国的帮助下脱离法国的控制。这时侯，街头群众高举着一位英俊少年来到总统跟前，这位来自卡萨宾的乡下少年据说写了一首赞美诗要献给总统。库阿特利允许这个少年站在高台上高声朗读他的诗歌，少年的尖利声音刺破了云霄，声音所到之处万民欢腾。少年毫不吝啬地用完了自己所知道的赞美语来褒扬他的祖国，褒扬这个在西方列强夹缝中艰难生存的新生阿拉伯国家。总统听得热泪盈眶，他仿佛看到了古阿拉伯的“诗歌市集”又重新出现在塔尔图斯城。他觉得这是一个祥瑞之兆，于是当即决定把天才诗歌少年送到叙利亚最好的学校就读，认为这是阿拉伯文化复兴的希望。但库阿特利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令他击节赞叹的天才少年，多年后却成为了阿拉伯文化最旗帜鲜明的反叛者，他的名字就是阿多尼斯。
2009 年春天，享誉世界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来到中国，出席他的中文版诗歌选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新书发布会。在世界诗歌节之日，他和上海的诗人汇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一间小小的会议室，畅谈诗歌交流文化。现在的阿多尼斯已是古稀之年，须发皆白，神态安详，但你仍可以从他炯炯有神的双目中去遥想当年那个天真才俊的阿拉伯少年。当天在场者最大的收获，不是拥有了阿多尼斯绘画般的阿拉伯签名，而是聆听了他用阿拉伯语朗读他的诗歌，听着那有如先知般的浑厚声音加上阿拉伯语特有的卷舌混音，配着屏幕上不断滚动的中文翻译，一下子把我们带入大马士革大学哲学系的草坪，看到一个完全浸淫在西方文化之中无法自拔的阿拉伯青年的踯躅思绪。也就是那个时候，他开始用“阿多尼斯”这个笔名创作诗歌，没想到这个笔名跟了他一辈子，以至于世人已经忘却了他那超长的阿拉伯本名。
“阿多尼斯”是希腊神话中掌管植物的超级美男子，爱神维纳斯和冥后珀耳塞福涅先后无法自拔地爱上了他。偏偏这位“希腊潘安”没有爱的细胞，把几位美女的胃口吊得高高之后就死于野兽之口。相对神话里的阿多尼斯，诗人阿多尼斯无疑更幸运。他在塔尔图斯城横空出世后，接受了当时阿拉伯世界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教育，又在一个文化变革的时代来到了世界文化中心巴黎。阿多尼斯曾说：“我出生了三次，第一次是我自然的出生，我出生在叙利亚海边的一个农村卡萨宾，这个出身是不能改变的。第二次出生是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在那里我开始了文化活动，开始了诗歌创作。第三次出生是在巴黎，巴黎让我和世界结合，让我了解了世界，让世界了解了我，也给予我很多。”这段话很形象地说明了阿多尼斯的心路转变历程，从贝鲁特这个东西方文明混杂之地，到巴黎这个西方文化的前哨站，懵懂的乡村少年逐渐成为坚定的文化旗手，他一路高歌猛进，高举阿拉伯诗歌现代化的旗帜，批判阿拉伯固有的传统，倡导新文化运动。当然，他在阿拉伯世界要面对无数的反对者和抗议者，很多人对于他“全盘西化”的立场表示强烈质疑，对于他摒弃传统的做法嗤之以鼻。
会议室里，这位79 高龄的老诗人读完了他的哲理长诗，喝着矿泉水略作休息。他从自己的诗歌世界中返回，安静地端详着这些陌生的中国人对他的诗歌的反应。相对激情四溢的朗读，阿多尼斯回答问题的方式却是小心谨慎的，也许是遭遇了太多的非议和责难，他小心地躲避着所有有意或者无意的试探，只有在回答涉及诗歌本身的问题时，他才毫不吝啬。翻看这本诗集你会发现，阿多尼斯的早期诗歌清新雅致、通俗易懂，例如《你的眼睛和我之间》、《外套》等，可以看出他受西方现代派诗歌影响很深；中年时的诗歌愤世嫉俗的慷慨陈词比较多，而晚年的他则一边在做高妙的玄思，一边逐渐开始回归童年、回忆家乡，如《短章集锦》、《门后的童年》等。我们可以从阿多尼斯60 多年的创作经历中，看到现代诗歌启蒙、发展、成熟的历史进程。
当众多上海诗人用各种方式来演绎阿多尼斯的诗歌时，他静静地坐在演讲台上，听着对他来说同样神秘的汉语。他知道中国人其实对他的诗知之甚少，大家对他的了解和尊敬基本上来自连续4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和他强烈的反独裁政治姿态。阿多尼斯在西方文学界是备受推崇的，法国大诗人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认为，阿多尼斯延续并弘扬了现代主义的美学。“从某种意义上讲，诗歌的言说方式即是暴力。”博纳富瓦写道，“因为它对窒息我们语汇的那些陈腔滥调提出质疑；而若不假以一种狂暴，一种足以摧毁语言和诗人思想与想象中这些陈芝麻烂谷、这些空洞的无意义的表达的能力，它便无力取得成功。”思想家爱德华•萨义德说过，阿多尼斯乃“当今最大胆、最引人注目的阿拉伯诗人，他是当代阿拉伯诗歌的先驱，并引领了先锋派诗歌运动”。其实阿多尼斯更希望人们把他的诗歌成就和政治立场区分开来，但是他的反对者也最喜欢拿这个说事。很多人认为他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与他站在西方立场批判阿拉伯文化和政治制度不无关系。这个早年负气出走的阿拉伯诗人，早已不再信仰伊斯兰教，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声称“人是我的祖国”，“有爱的地方就是我的祖国”，“对我来说祖国不是固定的，祖国是和生活、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是和生命一样在不停地涌动着、变化着”。但有意思的是，虽然他的法语很好，但他一直坚持用阿拉伯语写作。
1967 年6 月30 日，因为政变而被赶下台的库阿特利总统卒于贝鲁特，这时同在一个城市的阿多尼斯事业正如日中天。他在黎巴嫩大学任教，同时兼任《诗歌》、《立场》两份阿拉伯先锋文学杂志的主编。当时，他写下了《贝鲁特的镜子：1967》，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玫瑰画在鞋帮上大地和天空是彩色的匣子在地窖里涂画着棺材一般的历史在星辰或者濒死民族的呻吟里横卧着男人、少年和妇女没有裤子没有遮蔽……
(摘自《外滩画报》)